实质的宪法优先导致这个概念是空的。
[1]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平行，新生权力如何融入现有宪制体制成为改革必须解决关键问题，其中重要一环即监察委员会是否纳入《宪法》第135条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若尚未逮捕而径行决定自行补充侦查，则不影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
2.推演之，监察委员会采取其他调查措施亦无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执行也不涉及监察权独立行使之层面。这两个问题本质是监察法和刑法的衔接问题，也即监察委调查权和公安侦查权的界限和协调问题。（5）决定不起诉，则案件终结。其次，党委领导应限于原则性指导而非个案干预。前期曾就批捕权保留于人民检察院还是划归人民法院发生过热议，好在少有人主张监察委自行决定逮捕。
[15] 值得提醒的是，这一职务独立于行政、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之外，区别于一般的检察官。除了试点探索的全程录音录像以外，还要明确言词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转化的具体条件。行政法规范还规定作为管理对象的企事业单位和组织的建立、变更和撤销的程序，调整它们和国家管理机关的相互关系，调整管理对象的许多方面的活动。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在立法行文上采取的是相对粗放的技术径路，这对我国法律的操作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三，行政自我扩权的问题。注释： *该文为上海市一流学科（行政法）、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专项（行政法）资助项目。
行政法是由众多甚至若干法典构成的，我们说我国有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行政法存在于该法律体系之中，而行政法本身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构成，但是行政法总则并不必然与行政法体系发生联系，而它与单一典则的联系则是客观存在。这提醒我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构造应当将重心转移到作为公法的行政法体系的构造中来。
上列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仅仅是一个例子。行政法典总则究竟如何定位同样非常重要，前面提到有些行政法典总则与分则同时存在，而有些行政法典只有总则而没有分则，在这两种情形下，总则与分则是否有统一的法律地位呢？我们不得而知。第二，导引法典的价值。行政法典总则的不完善性是造成行政执法不规范的原因之一，只是我国学界尚未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而已，那么，我国行政法典总则究竟存在哪些问题？本文试从下列方面予以揭示。
（二）程序法：乃规定为实现实体法上之权利义务所应采取之手段或手续有关之法律之谓。第五，统一总则与分则的逻辑关系。我国地方享有的立法权、部门享有的立法权都足以使行政立法过分追逐效率，过分追求它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以此而论，我国行政法中的行为规范绝大多数都出自行政系统，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惟并非所有程序法军采取诉讼方式，诉讼无直接关系之非事件法、提存法等，亦属程序法，此外，各种法律之施行法亦为程序法。第一，立法理念上的问题。
如有些典则有章与节的划分，有些典则则没有。第三，总则与后文的衔接不严谨。
目前我国的行政立法体制既是多元的，又是多层次的，这种分散的行政立法主体很难使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形成高度一致。这里的健康发展似乎是社会学和伦理学范畴的概念，它在法律语境下是难以存在的，因为在法律语境下只有行为的合法性与否。[32] 《决定》提出了法治工作队伍的概念，并规定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总则与分则是行政法典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至少在目前的立法格局中，总则似乎是不可缺少的，至于分则是否需要有专门的称谓，则是需要探讨的。我们将要解读的有关行政法典总则的类型，只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自身所划分的类型，这些标准并不一定十分周严，甚至可以说有些标准还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13] [德]马克斯·韦伯著：《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第二，立法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一个行政法典除了涉及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纵向关系之外，还会涉及到与它处于同一层次的横向典则之间的关系。
但它不包括：（1）国会。此外，公法的领域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及其下属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通过下属的活动创立以及对这些机关的控制。
[12] [美]迈克尔·D·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行政法院法第73条第1款第2句第3项的调整，也具有宪法背景：倘若自治权是受保护的（主要是指乡镇、高校和行业性自治实体等），那么，如果由复议机关对这些机关实行全面的合目的性的审查，就是侵犯自治权的保障的表现。
而后者只是能够正确表现前者的方法论机制，而我国目前规范行政法典的规则主要集中在后者而非前者。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得到体现。说到底，我国行政法总则中的乱象是以突出行政高权为主要特征的，无论在行政法总则相对抽象的情况下，还是在行政法总则相对具体的情况下都是如此。在立法的运行上，都强调了它的程序性，而没有一味的追求相应的效率。
但是，我国目前行政法体系的构造却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行政法典则的制定绝大多数是由行政系统完成的，而不是由立法系统完成的。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立法精细化的概念。
[1] 马季佛在《现代的国家》一书中指出：法律一旦刻勒在石柱与碑碣之上，以便人人得以瞻仰，那便是法律脱离习惯的起点。尤其在行政法中，行政法的指导思想确立了该部门法的宗旨和灵魂，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对行政法规则的提炼，它是对规则的高度概括。
上面已经指出，我国早在2000年就制定了《立法法》，后来又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
例如，《行政许可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假定是指适用规范的必要条件。[9] 这种关系在法治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7]在一个典则中，总则列举出来的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够统摄后续规则的内容，统摄后续规则的适用。
由于我国行政法典的复杂性，再加之我国《立法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典则并没有对总则的长与短、条文容量、文字容量等做出规定，这就使得我国行政法典的总则长与短存在着非常大的反差。我们不能因为法律总则主要涉及原则这一事实，就忽视了总则中可以体现规则这一现象。
而在创制性立法中则可以与之相反，有学者对创制性立法下了这样的定义：创制性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填补法律和法规的空白或者变通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以实现行政职能而进行的立法。条文的容量也以此类推。
第三，确立典则指导思想的价值。一方面，规则是以要么有效有么无效的方式适用的，如果它们适用于一种情况，它们就限定了它的价值……在普通法制度中，法院的判决建立规则（先例），因而最好把原则想象为是适用于判决之规则的东西。
